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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每一个中国人都需要社会企业
2017-08-10 阅读: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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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社会企业?通俗一点说,她是一门讲良知的生意经,是把解决社会问题融入到商业活动中,义利并举,造福社会。10多年来我一直关注中国和世界社会企业的许多案例,零零星星说了不少话,写这本书做了一个系统梳理,发现解开了中国社会企业的秘密。


无论是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还是孟加拉、印度和非洲那些贫穷国家,社会企业主要是服务金字塔底部的人群、弱势群体。在发达国家,社会企业一般规模比较小,而在贫穷国家,有不少巨无霸社会企业--做穷人市场,为穷人服务,赚穷人的钱。总之,在世界各国、也包括港台地区,社会企业的服务对象是少数人,或底层人群。因此,社会企业往往带着公益慈善的色彩,一些地方乃至于把“不分配利润”或“限制分配利润”成了认证社会企业的标准。利润分配之争,一直是困扰这个领域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


同样是用商业手段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中国的社会企业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国外社会企业最大的区别是,中国社会企业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在世界各国都是少数人需要的社会企业,在中国,人人需要社会企业。


去年,我给报道中国社企论坛的记者介绍中国社会企业时,画了一个好企业坏企业分布靶向图,根据企业在市场上的表现,越靠近靶心,社会目标越强,越接近社会企业。社会痛点就是社会企业的靶心,命中靶心的10环企业就是典型的社会企业。中国社会企业奖评选,把我的靶心理论作为全球社会企业众多标准中的一个新标准提出来。台大冯燕教授说:这是个新的发明,要有知识产权保护。


《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

这是一本关于社会企业的书,兼顾公益的变革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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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中国的社会企业是为多数人服务的?

中国许多社会问题、社会痛点人人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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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存在许多不足,需要社会企业来补充,诸如养老、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社区服务、残疾儿童康复和残疾人就业等领域,需要吸引数十万亿社会投资来扩大有效供给,满足社会需求。同时,中国有许多突出或特有的社会问题亟待解决,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乡村空心化、留守儿童问题,还有贫困问题,等等。


弥补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有效解决社会问题,是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舞台。杭州一位年轻的创业者对我说:“所有社会问题都是商机”,这话很有道理。


社会企业关注的领域,与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补短板、惠民生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也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真实体现。国家产业发展政策中有一系列减免税安排,大多与社会企业关注领域相重合的,我都列出来了。这说明,社会企业的方向,就是国家的方向。


当然,并不能说只要在这些领域做事的企业都是社会企业。社会企业是以社会使命为先的商业,赚钱是第二位的。事实上,在美国、英国和日本都有可靠的数据证实,社会责任企业和投资,长期回报率均高于市场指数。社会企业是又做好事又赚钱的好买卖。


我还有一个重要发现,“民非+企业双轮驱动模式”是中国独特的社会企业发展模式。


民政部最新统计,2016年全国共有民办非企业单位36.1万个,其中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体育、科技和工商业服务类超过30万个。这些与公共服务领域相关、并进行公益登记的机构,绝大部分是私人投资的。因为投到公益机构的钱都拿不回去了,他们背后都有一家公司。自1998年设立民非制度以来,这种存在模式政府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因存在公与私、公益与商业的模糊不清,经常受到诟病,我就曾严厉批评民非制度“关门打狗,逼良为娼,遏制投资,寻租天堂”四宗罪。2015年,民政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0部委发出的《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民发〔2015〕33号),明确提倡用“民非+企业双轮驱动模式”来吸引社会投资,发展养老事业,允许双方可以进行资金借贷和财产租赁等项关联交易,并接受政府监督。


英国被称为社会企业第一大国,目前也就七八万家社会企业,如果把中国30万家民非+公司机构划归于社会企业或准社会企业,可以说,中国已经是社会企业世界第一大国了。首届中国社企奖获奖企业背后有民非的占了三分之一。


以上介绍了中国社会企业的特点和发展模式,这又连带出一个第二层级的重要问题:社会企业要不要分配利润?


社会企业在中国有巨大社会需求、巨大发展规模、巨量投资空间和无限商机,如果同意这个判断,再争论社会企业能不能分配利润就完全没有意义了。面对数十万亿的投资需求,不分配利润?鬼才来做社会企业!


这是从宏观层面回答社企分红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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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中观运行层面分析,用利润分配做绑架,是毁社会企业。我在书中深入介绍了厦门五齐学校为何没有做成新东方的教训,是因为专家创办人张芳听从专家指导、宣布五齐学校要成为不分配利润的社会企业之后,随之而来的道德绑架、道德窥探、道德审判,把一个如日中天的优秀社会企业逼进了“黑洞”。有意思的是英国也宣布社企的投融资遭遇“资金黑洞”,因为是企业,捐款没有了,因为法定分配利润上限为35%,投资者也望之却步。英国已经修改法律,取消了利润分配的限制。香港500多家达标社企因完全不分红,已经消耗了大量政府补贴,还在继续消耗--因为这哪是企业,分明是非营利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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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微观管理层面,我用14个条件分别对四种不同投资分配类型的社企的市场拓展力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社企不分红是自废市场武功。这是我7年前在香港社企高峰会上抛出来的,当时在全球社企界属于“异端邪说”,在香港引起很大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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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从历史经验层面,社企是在竞争性市场开展经营活动的,不分红的社企,在机制上连公有制小企业都不如。中国有过公有制小企业消失得一个不剩的历史经验,那些给社企定不分红标准的国家都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无法预见到不良后果。当然率先定标准的是诺贝尔获得者、社企鼻祖尤努斯先生。在北京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会上,我恭敬地跟尤努斯先生说:“先生是神,我们是人。不分配利润要吸引投资,把社会企业做好,真的不容易”。


有人问我:在中国公益慈善发展困难重重的今天,你说什么“公益向右”,到底是害公益还是帮公益?我做了大半辈子公益,肯定不想害公益。但对一些人坚持“初心”的人来说,可能会受到价值观的冲击,甚至感觉受到伤害。希望质疑我的朋友,在认真读完这本书后,也许会认同我;读出书中破绽,给我指教,我能做到闻过则喜,从善如流。这是我的一贯风格。


我深信,公益向右,能提升千亿公益资源的配置效率,再造千亿市场创新空间。千亿是保守的,每年千亿,还会裂变放大;商业向左,将激发万亿社会投资。公益与商业合流于社会企业,公益、商业与政府跨界合作,形成宏大的社会创新力量,将有效、可持续地解决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诚如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言“唯有把解决社会问题当成有利可图的机遇,社会问题才能最终得到解决”。


最近,几位公益品牌创办人和我讨论如何向社会企业转型。我明确告诉他们:从公益创新转型到社会企业,与科技创新到商业化一样,首先是人的创造,必须确定以创新者为中心的地位。按照这个逻辑,在股权设计时,应以创办人和团队为中心,设计最有利于业务发展、员工激励和吸引投资的机制。新注册公司最好以私人投资持股为主,由股东决定把多少盈利或股权捐给公益,把商业做大了,再来回馈公益。这是科学松鼠会的转型模式(他们现在估值很高、做得很大),也是我书中给几位公益创新者设计的模式。

 

南都基金会资助的许多银杏伙伴和景行机构是社会企业;银杏三分之一在转型或本来就是社会企业。南都基金会就指望他们做大挣钱,这是南都以创新者为中心的资助哲学。希望以此来激发公益领域的社会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