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于机构编制、人员配置以及落后的民政服务意识等，基层民政政策未能完全落地。留守儿童无人照看，精神残疾等残障人员未能得到及时救助，孤寡老人独居家中等等，这些都需要社工来支持。

从投入大量资源的政府角度看，“双百计划”实施一年后效果如何、怎样建立评估体系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周远指指头上房梁，一根铁丝挂在那儿。“过不下去的话，就只能那样了。”

因大病回乡的周远已经花光最后的积蓄，还落下半身残疾。妻子离去，原本生活无忧的小家庭分崩离析。他的家里陷入一片混乱，年久失修的房子没剩多少瓦片，墙体脱落，电线交错搭着，进门的小露台堆成垃圾堆。

“怎么还能住人呢？”进驻村子的社工黄小菲一时语塞。周远6岁的女儿看着她痴痴地笑，令人心疼。

在农村，这样需要救助的故事不在少数，也成为民政部门头疼的问题。“部分地区民政政策落地存在‘最后一公里’甚至‘最后一米’的障碍”，部分基层干部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陈。

2017年广东决心探索解决之道：让社工进驻农村，去帮忙打通“最后一米”。社会工作者又被称为专业的助人者，过去十年发展迅速，尤其在敢于先行先试的广东。问题是，广东社工发展存在区域不平衡问题，在珠三角外的地区并未得到长足发展。

“双百计划”应运而生。广东省民政厅发函称将在粤东西北地区建设200个镇（街）社工服务站，942名社工落地村（居），以破解“最后一米”问题，促进社工区域平衡发展，同时展现社工专业性。

至2018年1月，广东近千名社工试水农村已满一年，“双百计划”专业总督导张和清形容它一波三折，峰回路转，挑战颇多。

“双百计划”的初衷

从村里人口中得知周远的情况时，黄小菲、林楚聪和钟思德三人刚落地汕尾陆丰东海镇长辉社区社工服务站两周。走村探访后，周远指着房梁铁丝说的那番话令三个年轻人久久不能平静。困境之中，周远的偏激与绝望都展露无遗，急需帮助。

三人商量一番，想到了镇里民政部门的临时救助。他们带着资料到了办事窗口。“有这个人吗？”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问。后续他们联系了村干部，才进一步了解周远的情况。

这几乎是中国农村普遍面临的问题，也是“双百计划”产生的重要背景。限于机构编制、人员配置以及落后的民政服务意识等，基层民政政策未能完全落地。留守儿童无人照看，精神残疾等残障人员未能得到及时救助，孤寡老人独居家中等等。

这些问题即便在义工活跃地区也未能解决。汕头市南澳县云澳镇村民吴燕青深有体会，他在当地组建了一支八十人的义工队伍，依托善堂文化，经常开展临时救助、康乐活动。他接触到不少特殊家庭的孩子，更为叛逆消极，他们需要的是心理的支持与辅导。这只有社工能做，义工短期性的救助并无太大作用。“帮助一点米跟油解决不了问题”。

“双百计划”的另一大背景则是探索社工专业发展的新领域和新经验。“双百计划”专业总督导张和清回忆，“双百计划”最早在2016年初就已酝酿。当时广东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负责人找到他，谈到珠三角地区基层一线社工待遇较低，招不到人，机构受限于指标评估，不能很好地依据居民实际需求服务，种种问题令其不能充分发挥社工的专业性。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卓志强表示希望能够借助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补齐基层民政服务力量不足的短板，在借鉴珠三角经验的基础上，走出一条新路径。

张和清对此极有兴趣。他参与创建的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绿耕”）数年来扎根于农村或城乡社区，中心社工参与自云南平寨壮族村到四川映秀、草坡、雅安，再到广东从化、湖南怀化项目，数次挫折后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如驻村工作模式。社工到村里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能够深入观察村民的日常生活，与他们建立信任，相伴同行。

这一点也切实回应了政府对于社工十年发展感受，双方一拍即合，并达成了“保一线，保专业，保公益”的共识。双百驻村入户，打通一线的轮廓初步形成。

从城市到乡村

2017年1月11日，广东省民政厅发出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聘粤东西北200个镇（街）940名一线社工的公告。

见到公告，林楚聪就被吸引了。他原来在广州、佛山地区做一线社工，主要服务于老年人。他称自己见到形形色色不幸的人生，并由此想到自己的父母不久也将年迈，想离家近一点。同时他非常认同双百的理念。

早在2007年，深圳率先探索“政府购买社工岗位”的发展方式，通过“7+1”文件，在制度上确立了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模式；广州紧接其后，在借鉴香港地区及新加坡经验的基础上，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方面探索了“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方式。这都是过往的宝贵经验，但产生许多问题，急需改进。

不少街道社区在发出招标公告后，要求社工机构在1个月内完成社区调研，依照这份调研制定出一年的工作计划和指标。林楚聪认为时间太短，不足以了解当地具体情况，因此而制定的指标并不符合需求，社工也因此负荷过重，每个月都陷入要完成多少个案，多少活动的焦虑中。

和林楚聪有相同感受的人不少。最终入职汕头同益社工站点的阮卓绚当时也因过重的指标喘不过气来，她所在的深圳社工站一年一次区级评估，两年一次市级评估，她有些应付不来了。

阮卓绚曾在深圳较为完善的社工培训机制下获得成长，从非专业小白转变为独当一面的社工。但她一直怀有的困惑是，为什么服务的人群并非弱势？她所服务的深圳市南山区，经济相对富足，社区常住户籍人口2万人，仅有3户贫困户。

“我们做的工作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阮卓绚说，这不符合社会工作以“边缘”与“弱势”优先的价值取向。“最困难的地方才是最需要社工的地方”，林楚聪则想到小时候遭遇的校园霸凌问题、青少年成长问题，想在家乡农村做那么一点点改变。

事实上，“双百计划”做了长时间的顶层设计，理顺运行机制等。“双百计划”实施期为5年，保障了服务的有序延续；依托镇政府、街道办直接聘用社工，第一年年薪人均5万元，以后每年递增5%，保障社工有合理的待遇；同时，组建督导团队每月赴服务点负责社工的督导、培训、评估工作，为社工专业化成长提供保障。

为更好地进行项目运作，广东省民政厅2017年1月即组建了双百计划项目办公室（以下简称“项目办”），并下设地区协同行动中心，为一线社工站提供督导服务及行政财务支持，由此形成项目办、地区中心和一线社工站三级网络。

“起初都是兼职人员和志愿者。”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教师袁小良回忆，起初项目办仅有一位全职人员带着两位实习生，督导团队则由绿耕团队及各地高校老师兼任。为此，张和清曾撰文感慨，他们是一起在七八平米的方寸斗室中开始的双百社工工作。

发出招聘计划后，项目办一度忧心忡忡。不少人认为珠三角地区尚面临社工流失，难以招人的问题，要求驻村、薪资竞争力有限的“双百计划”怕是招不到人。

因这一担忧，项目办分别在省内四所高校举办双百宣讲会，广东省民政厅社工处处长郑章树和张和清都参与演讲，现场答疑解惑。张和清梳理后发现，自2016年7月决定设点到2017年7月10日，全省总共下发七个通知及公函落实双百计划人才选拔事宜。

“双百计划”最终收到13652份简历，远超计划的3∶1录取比例，以至于项目办只好要求应聘者再提交自己对双百的理解陈述。各项考试评分后，最终筛选出两千多人的面试名单。早已有意回乡工作的阮卓绚、林楚聪也在其中。

曲折的驻村

2017年7月1日，940名社工正式入村。每个镇街有3-8名社工入驻。站长须由当地社会事务办主任兼任，副站长则是到岗社工，负责具体的运营及统筹工作并向站长汇报。

这期间“双百计划”还有一波周折——驻村选点。张和清认为驻村工作是必须坚守的原则。他给出社区睦邻运动的理论依据，也强调如需打通与群众最后一米距离，就必须贴近他们，驻村入户，不能等案主（指接受社工服务的居民）上门。

某些基层干部不理解驻村理念，起初将社工安排在镇政府办公的地方，社工则被借去“帮忙”完成民政业务。专业督导张和清与民政厅社工处处长郑章树兵分两路，连续到各村选点，要求是“落在村居、问题导向、方便群众”。

汕头市南澳县云澳镇的社工站点起初落在村委二楼，有200平米大小。后经综合考察，选了一处10平米不到的小隔间，为的是开门就是社区。梅州市金山站点起初也在政府大楼办公，因为接触不到群众，最后落在文化传统深厚、社区问题也更为集中的村子。

2017年8月15日，经过选点周折，黄小菲也正式落点长辉社区。那段时间，小卖部、理发店、村口，都是社工最初“混迹”“刷脸”（网络用语，此指多次见面，让人熟知的意思）的地方。他们见人就打招呼。“阿叔好，出来种菜啊”，阿叔答是，邀他们到家里喝茶。

“我们是专业的社会工作者”，长辉社区三位驻点社工总以这样的开头向村民做自我介绍，接着说自己能做“邻里关系重建”“个案救助”“社区建设”等等，每多蹦出一个词，村民就多皱一点眉头，“一脸茫然。”林楚聪回忆。

他们在如何介绍自己的问题上起了争执，要不要说这么专业的词，该不该说我们是来“帮忙”的。一方认为社工有一定的专业性，更多的是支持和引导（服务对象）的角色，而不仅仅是简单施予帮助，否则和“义工”有什么区别呢？不断强调“帮助”将强化村民对社工的误解，会不会变成大家“使唤”社工帮忙。另一方认为不这样的话就很难和村民搞好关系。三人小团队正处于磨合期，每周民主生活会上都争得不可开交。

几番争议后，他们达成共识：当务之急是让村民知道社工的存在，不必纠结于说法。

他们在中秋节组织村里孩子和家长一块做月饼，有些妈妈说“他们是来做月饼的”；他们在重阳节组织敬老活动，老人们说“他们是来关心老人的”；他们带孩子们在村中做游戏，家长说“他们是来陪孩子玩的”。

“你们认为我们是啥，我们就是啥。”林楚聪不排斥各种叫法，他逐渐发现各种活动会不断丰富村民对社工的认识。

现在，村民听到社工想组织孩子们放学后一起学习，帮妇女组织起来做些活计等等，也开始会主动说你们可以找谁，谁家做过村干部，在村子里比较有威望等等。

当地基层部门不认识社工，他们也逐个去拜访，妇联、残联等等。有人表示理解，知道社工难做，也有干部直接质疑道，“你们这些社工能做什么？不是浪费资源吗？”

“通过‘驻村’‘入户’，一个‘真实’的社区面貌不断扎根在工作人员的心里。”张和清认为，这样社工才能体会到社区是有温度的活灵活现的人与人、人与环境的社会关系，也更敏锐地感知到社区里的问题与希望所在。

这一时期“双百计划”强调四大任务：聚起人气，搞好关系，摸清情况，找准方向。农村工作复杂多样，社工在走访的过程中需要绘制社区地图，社区中哪里是农田？哪里是公园？村民去的多的大榕树在哪里？另一份“问题地图”则需要标注当地贫困户住址、独居老人位置、农田污染地等等。

如何评估？

落定村居后，双百计划形势渐趋好转。

以双百命名的各个社工站微信公众号，每天都有新鲜的推送，节日期间更是各有“花招”，冬至包汤圆，重阳儿童画展拍卖。各个站点星星点点地发出光亮，相互联结。

“我看得很焦虑啊。”黄小菲却突然感慨，站点与站点之间总有比较，今天你做了什么，明天我有什么活动，她一度纠结是不是又该策划个活动。

部分一线社工陷入迷失。项目办和地区中心根据站点反馈的信息意识到，社工办的活动很多，却零散得令他们不知所向。从投入大量资源的政府角度看，“双百计划”实施一年后效果如何、怎样建立评估体系是大问题。项目管理者则需要回望梳理，否则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逐步精细化的社会工作评估体系被广泛应用于珠三角地区，渐成为社工工作及机构发展的“紧箍咒”。对由此而生的问题，张和清感触颇深，“痛心之余期望下决心改革超越”。那么，“双百计划”应该如何重建自身评估体系呢？驻村半年后，问题已然迫在眉睫。

“当场开会分任务，当晚完成课件。”袁小良参加2018年2月地区中心协作者会议，领到紧急任务，要在过年前针对所有双百一线社工进行培训，以地区中心划分，共十五场。其目的是提出“双百计划”的评估方法，手把手教学操作方式，以找到“双百计划”的节奏。

张和清介绍了“双百计划”的政策背景，并认为迎来了以社会工作为主题的社会新时代。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已明确提出，要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更多的社会政策转向社会工作推动社会建设，不仅强调物质，更强调人的发展。

专兼职督导团队将目标-计划-过程的评估方法提炼为53111，即五年愿景，三年规划，一年计划，一月计划，一周计划。“你们干四周就意味着这一个月没白干，做十二个月就意味着我们这一年没白干，三个一年完成我们干三年没白干。三年你都没白干，你肯定是中国最接地气的社会组织啦！”上述方法被称作“双百的法律”，依据每个站点实际情况制定合乎当地的方案，并逐层运转起来，进入自我建立目标、自我反思的正向循环，站点也就“跑”起来了。

林楚聪见过农村社工“跑”起来的样子。他参与第一期双百驻村（居）社工学习成长营，参观绿耕在广州从化的仙娘溪驻村八年的站点。村民们利用旧的房子建起农家旅社，家庭贫困的成员可以闲时到旅馆工作，年轻的村民回乡做社区导赏，村民的参与度极高。

“不用复制”，他看得清楚，需要学习传承的仅是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的理念，而不是邯郸学步。未来半年的计划中，他们打算继续做社区调研。他们已看到这个城市化的乡村仍在尴尬地适应着这种转变，却有着淳朴的乡情，他们将一起应对乡村空心化问题，重建乡村社区。

（应采访对象要求，周远为化名）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