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 他们平均年龄才30 岁; 这是一支忙碌的队伍，一个班次接着一个班次的轮值；这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随时待命，随时为滞留人员回归家庭创造希望。

他们是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的寻亲甄别青年突击队。

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主要承担因各种原因暂时无法查找到家庭地址或监护人的城市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包括应急救助、临时安置、甄别管理、护送返乡等。由此，寻亲甄别就成为了该站业务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正因如此，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寻亲甄别青年突击队（以下简称青年突击队）应运而生。

截至目前，有青年突击队员参与的跨省甄别行动共16 次，成功为14 名受助人员确认了身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获得了受助人员亲属、当地村居委干部、公安民警以及站里领导和同事的交口称赞。

每年对滞留受助人员的甄别成功率不低于25%。这是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的目标，全站人为之努力。作为站里的青年人，青年突击队的成员们，正在以年轻人的迅速反应能力和过硬的身体素质作为依靠，为进一步提高救助机构工作效率，帮助更多受助人员回归家庭、回归社会，挥洒着属于他们的青春芳华。

9 位青年人，平均年龄30 岁。加入青年突击队的他们来自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的各个科室。平日里，他们各自负责不同年龄和性别受助人员的生活起居、日常活动以及安全保障。他们之中，有人可以耐心细致地为受助人员洗澡穿衣、送饭、喂药，有人能把一个科近百名受助人员的线索熟记于心……

在突击队平台的召集下，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聚集在一起，并建立起了以点带面的工作机制。日常工作中，每位突击队员负责各自科内受助人员的寻亲甄别工作，包括建档、询问、记录、观察、联系等。每月召开一次青年突击队会议，交流各自遇到的问题和难点，以头脑风暴的形式开拓思路，寻找解决方法。最后，由青年突击队队长负责协调安排队员参与跨省甄别行动。

没有白天黑夜，也没有佳节假日。这已经成了青年突击队平时工作的新常态。因为他们的工作排班是“做二休二”。一个12 小时的日班、一个12 小时的夜班再加两天休息为一个班次。一个班次接着一个班次的轮值，上班的每一分钟都不能松懈，时刻关注受助人员一点一滴的细微变化。

青年突击队的每一位队员深知，开展寻亲甄别工作需要多项知识技能的复合，比如心理学、社会学、法律法规、医疗急救等，并且身体素质必须要过硬。为了提升业务水平，青年突击队积极投入各类学习培训和集体活动，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学习培训，与站内甄别工作“老师傅”进行师徒结对，并踊跃参加站内、站外不同级别的甄别工作研讨会等学习和活动。

在开展寻亲甄别工作中，滞留受助人员有着很强的局限性，提供信息不完整、无法在站内予以确定核实。因此，需要在青年突击队队员的陪同下跨省开展寻亲。其间，青年突击队队员既要时刻照顾受助人员生活起居和精神状态、防止意外事件发生，又要抓住寻亲线索边走访边寻找、不能有丝毫的遗漏。可以说，跨省寻亲时刻都在考验着青年突击队队员的思维能力、应变能力和体能。

面对跨省甄别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艰苦条件，青年突击队没有退缩。

2017 年5 月15 日，三位青年突击队队员和两位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一起踏上了去往河南南阳的火车，名叫常霞（化名）的女性受助人员开始了跨省甄别。根据之前的甄别档案记录，常霞自进站以来一直自称与丈夫居住在河南邓州。

青年突击队曾多次致电当地公安，用同音不同字或者字形近似的姓名查询户籍信息，均被告知“查无此人”。经过突击队会议讨论分析认为，常霞在日常生活中表现较为稳定、身体和心理状况良好，其提供信息的可信度很高，没有查到户籍可能是另有原因，这种情况符合跨省甄别条件。

当火车到达南阳站后，常霞却突然有了抗拒，提出要抽烟还对两位女队员大吼大叫，执拗地不肯再继续转车前往邓州。为了安抚她的情绪，同时也考虑她可能是想寻机擅离，工作人员当即商量决定改变行程，先在南阳住下。宾馆里，队员们让火车上已经轮流值守没有好好休息的老同志们先休息以保持体力，自己则继续轮值并做起了常霞的思想工作。

一夜过后，常霞终于同意继续前行，而这一夜，青年突击队队员们平均只睡了3 个小时。

到了邓州，依照常霞的记忆终于找到她曾生活过的村子和她丈夫。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常霞20 多年前就带着大儿子偷跑离家，丈夫带着年仅2 岁的小儿子也成立了新家，20 多年未见的前妻突然出现，前夫和儿子都表示无法接受。

寻亲甄别陷入了两难，常霞找到了家人，按程序请家人签字便可完成任务，可现在丈夫非常无奈，已无法签字留人。如果为了完成任务一送了之，她很可能会再次成为流浪人员。为了不再让常霞无家可归，队员向常霞的前夫询问了解了一些情况后，终于发现一个多年未联系过的电话号码，联系上了常霞的大儿子。

电话接通后常霞的大儿子感慨异常：“母亲没文化，从没有上过户口，20 年前改嫁到山东聊城，后来离家出走杳无音信，聊城的家人四处寻人未果早已不抱希望，没想到母亲流浪到上海被救助，更没想到母亲记忆中的家竟还是20 多年前邓州的家。”

随即，突击队一行出发前往山东聊城，由于临时购票时间紧，只买到了硬座票，途中还要转车，又是十几个小时的辗转颠簸。2 1 日凌晨1点多，一行人终于到达聊城火车站，常霞的大儿子早已等候在此。

“我尽了这份责任，心里才觉得特别踏实。”

这朴实的话语来自浙江省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综合业务科副科长黄丽军。作为一名有着12年军龄的老兵，他大半青春在部队度过，转业之后，他将这一腔青春热血奉献给了救助事业。

刚到救助管理站时，黄丽军被分配到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负责流浪未成年人的户籍甄别工作。当时的他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十分陌生……

凭着部队里的一股子拼劲，他努力向书本学习、向老同志学习。渐渐地，他对未成年人的救助工作有了新的感悟，更加明白了自己肩上承担的重任——对流浪乞讨未成年人的救助是救助管理工作的重点，要着重做好他们的教育转化、关爱帮扶、回归安置和源头预防工作。救助一名流浪未成年人，关系其身后千千万万期盼幸福的家庭。

“只要我们将热情与智慧倾注于这些流浪未成年人，只要我们付出真心、真情、真爱，他们一样会像花朵、小草、树苗一样郁郁葱葱，茁壮成长……”从事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6年多来，他立足本职岗位，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富有感染力的教育、效果显著的青少年保护工作、独具匠心的未成年人户籍查询工作都彰显出他对救助事业的热爱，对祖国未来的关切。

2015年6月，黄丽军调整岗位，从未保中心来到综合业务科。经历了第一次的“身份转变”，对于这一次的转换，可以说在思想上、意识上、行动上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规划好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正值杭州站业务甄别工作人员新老交替、甄别技术别开生面之际，黄丽军虚心向老同志学习，熟练掌握了工作流程、甄别技术，以及常见问题的处理方法，和团队一起解决了多项棘手的业务难题，被同行们誉为“听风者”，和同事们一道为实现杭州救助工作“三零两低一高”（零事故、零投诉、零死亡，安置率低、滞留率低，周转率高）的新局面做出了贡献。

黄丽军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在窗口值班、护送和巡查等一线工作中也充分发挥了作用。基于他的出色表现，在2016年中层干部选拔中，他脱颖而出，成为了综合业务科的副科长，在窗口值班工作中，也担当了组长的重任。同时，他还担任了设在站内的110社会应急联动平台的组长。

在日常工作中，他坚持“先救助、后甄别”“先救治，后救助”的原则，根据求助人员的情况和救助需求，开展保护性、帮扶性、关爱性救助，做好24小时的求助人员的接待、管理、服务和教育工作。求助人员中不乏出现有思想偏执、情绪不稳的情况，对待他们他都热情服务，谈心交流，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使求助对象解除顾虑，顺利地处理好问题。帮助和温暖每一位受助人员，像对待亲人一般，从不嫌脏、嫌苦、嫌累、嫌麻烦，为他们洗澡、梳头、喂饭、换衣、陪护看病；与他们耐心交流、倾听疾苦；冒着酷暑严寒和疾病传染的各种危险，将他们安全护送返乡。凭着对工作的执着与坚守，他诠释着对救助工作的热爱，一次次地圆了多少家庭的团圆梦。2016年4月，他和业务科的同事根据一点线索，经过多次排查后找到了中山北路露宿母子的户籍地址，并第一时间千里护送将这对母子护送返乡，该事件得到了广大媒体的报道，并在微信等网络平台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由于救助工作特殊的性质，定点医院、公安部门和救助管理站，是黄丽军最熟悉的工作场景。一年下来，经黄丽军手查证身份并顺利返乡的疑难受助对象就有90余人，工作节奏加快，最大的变化就是陪伴家人的时间变少了。2018年的除夕，黄丽军又是在值班窗口，与自己班组的5名组员还有20多名受助对象一起度过，在救助管理站工作7年来，这已是他第三个没回家的除夕。对于父母与妻儿，心中不免有愧疚之情，这份牵挂让他更加理解流浪乞讨人员回家心切的心情，“想到他们能在春节前顺利回家，就觉得很开心、很值得了，就算第四年、第五年除夕还要留下来，我也会继续安安心心地值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