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从来都不是一个让人轻松的话题。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扶贫事业进程，从各种角度观察扶贫过程中的得与失。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什么是产业扶贫？企业在产业扶贫中扮演什么角色？企业该如何平衡“义”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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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从来都不是一个让人轻松的话题。在我们的观察中，这种“不轻松”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虽然我们的脱贫总体目标已经定下来了，但是脱贫的方法、主体、进程却问题不少。比如扶贫到底应该是输血为主还是造血为主……

从表面上来看，当然是要让当地实现自我造血，这样才不会运动一过又返贫。但在总体目标进程定下来之后，必须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实现脱贫，那么最简单的当然是输血。这样就导致很多表面工程发生。

在这个春节回老家，这种表面工作就尤其让我感触颇深。回到村里，最显著的地方就是沿村道路的两边，都被重新粉刷了一遍。沿着沟渠砌了一道道的矮墙，确实更加漂亮了。但村里仍旧没有什么产业，靠的仍旧是村民外出打工赚取收入。这样的扶贫更多的是扶给上面看。

其次我们来看扶贫的主体。国家把扶贫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来抓，是当前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政府的参与当然必不可少，但是政府参与到什么程度考验着扶贫参与者。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批评过扶贫队员浮于表面，也批评过扶贫队员管得太宽，更为一些扎根基层的扶贫队员感动过。但不可否认的是，问题仍在，且问题不小。

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产业扶贫是重要一环，它是事关脱贫成效的关键所在。但现在很多地方的产业扶贫，多是各自为战和撒胡椒面。摊派、表面文章的呼声不绝于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是因为各村扶贫的后盾单位完全不相同，各村之间根本没有横向联系，上面也没有统筹产业扶贫的单位，各村的驻村工作队也都不是搞经济工作出身，要他们促进产业发展无疑是强人所难。加上强调脱贫的年限，难免会导致后盾单位更愿意做表面文章好应付了事。可以说，各地的产业扶贫百分之九十以上没有多少实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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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扶贫到底要怎么样做才有意义呢？

社创号在去年的2月23日刊发了一篇《香菇“脱贫记”》，介绍了福建宁德人彭兆旺17岁从福建农学院毕业回乡后，开始进行香菇栽培的研究探索之路。他在没有专业知识、没有信息来源、没有资金、没有设备的情况下，用了8年的时间（1973年）研究出利用木屑培养料栽培和室外出菇的技术。

这种技术既能大面积栽培香菇，农民容易接受和掌握，而且还要能保证香菇品质。这项叫做“人造菌棒栽培香菇技术”的发明，为后来中国食用菌产业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从1982年起，彭兆旺开始尝试食用菌的产业化，并动员邻里亲朋好友一起种植。随后，食用菌的种植迅速产业化。短短几年，木屑菌棒栽培香菇技术在他的家乡古田全县，乃至福建全省和长江南北迅速推广开来。

彭兆旺的家乡大甲乡村不断地盖房子，泥土路变水泥路，乡民喝上了自来水。山沟沟里洋溢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一个赤贫、落后、闭塞的山旮旯，因为一朵小小的香菇，改变了整个山村农民的命运，改变了千百年以来摆脱不了的贫穷困苦。

彭兆旺的“人造菌棒栽培香菇技术”，刷新了我国菌棒香菇等食用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格局。据媒体报道，自1978年以来，彭兆旺在全国累计帮助2800万菇农种菇摆脱贫困，帮助3500万农民创造就业机会，快速促进全国香菇产业的蓬勃发展。

仅香菇一个品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举超越日本在世界香菇总销量的垄断地位。中国香菇产量完成世界总产量的87.3%的高占比，为社会创造生产总值1.1万亿元。

彭兆旺几十年来推广食用菌的故事可以看作产业扶贫的典型。据统计，国家级592个贫困县都在推广食用菌技术脱贫，其中426个县用香菇菌棒技术脱贫，占比达72%。通过产业，实现贫困户的自我造血，而不是简单的“新农村建设”。值得注意的是，在彭兆旺推广技术的过程中，他靠的是公司化的运作，将企业的赢利与扶贫结合起来。

另一个例子是袁隆平创立的隆平高科，这应该是中国扶贫最成功的公司之一，隆平高科早在2000年就已经是上市公司。

将精准扶贫与市场化运营相结合，应该是这一轮精准扶贫最成功的探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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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应该成为扶贫最重要的主体之一。企业参与扶贫不是新鲜事，但如何参与？主动还是被动？是去做慈善还是去开拓产业？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同，结果就不一样。

在当下，企业参与扶贫，大多不敢谈收益或者回报。这当然与当下的氛围有关，但更多的是理念的落伍。在中国一直有“义利之辨”，很多人将义利割裂，是不是真的必须为了义必须放弃利呢？难道义利就不能并举吗？

在过去两年，我们关注了很多企业参与中国扶贫的故事，比如恒大整体扶贫贵州毕节市、万达整体扶贫贵州丹寨县，企业都在摸索产业扶贫的各种途径。

恒大在毕节的扶贫，既有纯捐赠的模式，也有通过在当地设立企业进行产业运作。但是在宣传过程中，都羞于或者说是怯于谈企业的利润。

万达的扶贫则更能说明问题。2017年底网络上流出的一个关于丹寨县长徐刘蔚在和万达王健林座谈的视频，提出“万达在这里所有的投资，所有利润都不带走，税收上交给当地，所有利润全部注入我们万达基金......前几年也可以采用普惠性的，大家（老百姓）都分钱，分一两年来试一试看看效果”。

企业是以盈利为天职的组织，即使是扶贫，也不应该抹杀企业的“天性”。当然，企业愿意捐赠全部利润没有问题，但如果能在产业扶贫的过程中实现“义利并举”，是不是这条扶贫的河才能越流越长呢？

产业扶贫本身并不难，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就是脱贫的四十年。从当年的“苏南模式”、“浙南模式”开始，就是企业发展、工商业发展带动老百姓脱贫，从而实现义利并举。

现在中国最后的脱贫攻坚战，从本质上说不是平均意义上的脱贫，而是每个个体、家庭的脱贫。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家庭的造血问题，再没有什么比得上让贫困户从产业中获取生活的希望了。

来源：友成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