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由此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但如何准确理解“共同富裕”却也出现了一些认知偏差。

共同富裕要回到“大锅饭”时代？共同富裕要“劫富济贫”？海外更有声音将其与平台企业监管、反垄断举措相挂钩，称“共同富裕”会影响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利益。当下，亟需为“共同富裕”正名。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称，“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分配，它必须是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条件下，形成一套更完善的制度，让所有人都能从经济发展中获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理解“共同富裕”？有哪些误区需要纠偏正名？

王小鲁：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有些人把共同富裕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认为共同富裕是“均贫富”，那是错误的。

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困，不是回到吃“大锅饭”的时代，应该是先要把蛋糕做大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怎么能做大蛋糕？经济发展要有效率，而市场经济才能提高效率。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实行计划经济，全国统一分配，每个人贡献多或少得到的回报差不多，没有积极性，经济生产也没有效率。

今天的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分配，它必须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再去形成一套更完善的制度，让所有人都能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

要承认收入差距的存在，每个人贡献不同，打工得到工资，投资有资本回报，发明创造也能得到相应的收入，收入差距也因此自然产生，这是按照市场条件的初次分配，根据付出贡献所得。

“共同”不是“平均”，不是每个人都一样。我们要保护弱势群体、困难民众，即使他们贡献相对少一些，或者没有贡献，像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病人、残疾人及失业者，也都应当得到基本生活保障，而且随着经济发展他们的生活也应得到改善。这需要靠制度和治理来实现，包括收入转移支付、再分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当人们都能被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生活都有基本保障，都能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使每个人都能从发展中得益，收入差距也保持在合理范围内，不能无限扩大，我认为这就是“共同富裕”。

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洪庄镇，女性农民工在家门口企业生产出口中东国家的服装。中新社发 张正友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当下需要哪些制度来促进实现“共同富裕”？

王小鲁：现在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社会保障体系，但这个体系覆盖不全，城镇里有2亿多农民工，他们早已经不是农民，长期在城市里生活工作，从事非农产业，这些人也应被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不能因为户籍的限制，导致他们游离在保障体系之外。

2020年疫情严重时，很多人丢了工作，但实际领到失业保险金的人是少数，是有城镇户籍的，那些没有城镇户籍的农民工，即便他们中一部分人已经加入了失业保险，但由于领取失业保险金有许多繁杂的制度规定，多数人还是很难领到保险金。只是在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放宽政策后，一部分人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救济。

同样在城市工作，同样作出贡献，但制度只给一些人提供福利，另一些人却没有覆盖，这就是制度的缺陷，要进一步改善。比如，在城市工作了三年或五年，应该可以自然被接纳为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如果能做到这些，那离共同富裕就更进一步。还有公共服务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也要努力去逐步缩小。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也要大大加强，让所有人有房可住。

山西太原，棚改区居民入住西华苑安居保障房后，在小区内晾晒衣服。中新社记者 韦亮 摄

中新社记者：“共同富裕”对中国的富人群体、大型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小鲁：对他们来说，这不应该意味着有什么根本性改变。通过市场获得收入报酬，只要是合法致富就是应得的。

如果企业家有爱心，特别关注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愿意去帮助他们，这非常值得鼓励和提倡，但并不是意味着要承担某种义务，不能因为某种政治压力、社会压力去做慈善。企业家把企业做好做大就是对社会的贡献，提供大量就业，交了很多税，创造GDP。“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要改变市场分配原则，而且通过市场途径取得的合法收入必须得到法律保护。

但我们的税收制度还要完善，可能有些人的利益会受到某些影响，但这些影响是“有加有减”的，不应当是单纯加税。大方向应是相对于收入而言，税负重的应减税，收入高但税负轻的可能要加一点，使大家的税负更均衡，与收入更加匹配。收入多缴税多，但不是给收入高的人一个惩罚性的税率。

企业员工在福建宁德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服务中心税务窗口办理有关业务。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

中新社记者：比起西方高福利制度，中国该如何去实现“共同富裕”？

王小鲁：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中国基尼系数是0.468，一些研究机构的计算结果更高。在发达国家中，除了美国的收入差距较大，基尼系数大致在0.40左右，多数西欧、北欧国家都要更低，西欧国家大致在0.30至0.36之间，北欧国家和日本大致在0.25至0.30之间。

当然，各国国情有差异，制度应结合本土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优化，学习国外经验也要“中国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目标是要通过更加合理完善的分配制度，把“共同富裕”做得更好。

不能说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要搞平均分配，要回到计划经济，由政府来代替市场，由政府来进行分配。因为过去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条路走不通。想“走老路”，蛋糕就不可能做大，“共同富裕”就会变成“共同贫困”。我们需要在保证效率的基础上，在不改变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分配制度做得更完善一些，让大家都能享受到比较好的福利待遇。

河北省邯郸市，志愿者为春光园社区的居民免费测量血压。中新社发 郝群英 摄

中新社记者：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是不是也有各自版本的“共同富裕”？

王小鲁：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都各有特点，但也有共同的东西，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结晶，这不分国界，可以共享，对此不应当排斥。总体上讲，市场经济、收入再分配制度、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都如此。整个所谓的西方世界或发达国家都是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并不只属于西方世界，而且他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和19世纪有了很大变化。

19世纪的西方各国，大体上是完全放任的市场。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一套收入再分配制度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体系。这个变化也是在社会各阶层之间互相对话、博弈、斗争下产生的。

像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罗斯福实行新政，政府拿钱来救济失业者，先是一种临时措施，后来走上了常态化轨道，逐渐完善中建立了失业保险制度和其他社会保障制度。

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演变成一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共生的混合经济，但这个社会主义是指全民共享发展成果，并不是政府决定一切的计划经济，也不是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

中新社记者：西方国家的高福利制度实行多年，我们在借鉴过程中怎么避免走弯路？

王小鲁：我认为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是福利制度的全民性，要全民共享，不能把一部分人排除在外。这一点，一些发达国家做得更好，我们需要改进。

第二要避免过高福利影响发展。比如前些年，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的高福利制度成为导致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因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支撑不了那么高的福利，只能是“寅吃卯粮”，通过借钱来维持高福利制度，最后就会变成债务危机。

我们需要有一套公共福利制度，但要适应发展水平，不能让经济、社会负担过重。同时要注意，政府投资规模也不能超越经济条件的许可，过度投资也会形成越背越重的债务包袱，导致债务危机。

公共支出的钱应该都花在刀刃上，一方面应该先做到雪中送炭，解决民众最迫切的问题，再去考虑锦上添花，另一方面，钱要用得合理有效，需要有健全的制度保障，防止政府和经手机构乱花钱，防止公共资源的浪费、流失、贪污腐败，通过完善制度，同样数额的资金可以带来更好的福利保障。

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