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昊:我们的公益“黄金十年”
发表日期:2022-09-20 17:39:02

公益行动带来的公共生活,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弱者知道尊严所系,强者知道如何谦卑行事。一句话,公益让中国人的生活变得更文明。

作为起点的汶川震后救援

2008年8月,汶川地震发生三个月后,我随着中山大学震后重建项目组,从成都驾车,一路经都江堰、漩口镇、水磨镇到达震中映秀镇。一路上看到的,都是触目惊心的废墟、尚未来得及安置的灾民,以及呼啸而过的一辆辆军车。

灾难的意思就是:原本平静的生活就这样被打破,原本坚固的家园瞬间倒塌;原本亲密的亲人已经阴阳两隔,原本和你我同样的普通人一夜之间忽然发现自己变成了灾民。在灾区,我们见过和听过太多悲伤的故事,让人久久不能摆脱难过的感觉。

不过,悲伤过后,生活总要继续。就我而言,更愿意分享的,是关于那些年轻的公益人帮助受灾人们继续生活下去的故事。从5月开始,数十万志愿者和公益人义无反顾地奔赴灾区。有些组织在出发前就筹集物资,带去了灾民急需的食物、饮水、帐篷等物品;有些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如挖掘救援、社区重建、心理辅导等等;有些则是莽撞的,人到了灾区还没想好要干吗,只是一心想着要去帮助灾民做点什么。那时朋友间流传着一句话:“在地震后还没有去过灾区的NGO,不配叫中国的NGO。”当然,这只是开玩笑,但每一个人都明显地感觉到了,在一向含蓄的中国人内心中,某些高贵的东西正在被激发或者被复活。

我初到灾区的时候,在漩口、水磨这些地方停留了很久,在那里我遇到了三个未满20岁的大学生,来自离汶川千余公里外的河北某学院。

三个小伙子住在帆布搭成的棚子里,脚踏积水已经几个月了。他们就在这样的棚子里给灾民的小孩子们补课、还到村里号召大家早上起来跑步,振奋精神、走出阴影,甚至还把村里的老年人组织起来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妇女组织起来成立了“红灯照”,并且宣称:在所有灾民都住进板房之前,他们绝不离开这个棚子。他们用这些看似朴素的方法,不,应该说是某种真诚无畏,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部分受灾村民的心理重建。

我甚至还听说有另外一个哥们,干脆从深圳的企业高管岗位上辞职到了灾区,帮助灾民修路、干杂活儿、修猪圈、喂猪、种菜,待了几个月之久,后来有人在深圳遇到还处在失业中的他,问他还想去灾区吗?他说,只要灾民还需要我,我愿意再去帮他们喂猪。

公益进入公共生活

汶川地震的救援及灾后重建,更像是一场精神上的洗礼。它让很多人重新审视自我和世界的关系,以及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在其中所激发出的“元公益”的精神,如平等、公正、奉献、团结、行动,都让人难以忽视。

正如歌德所言,“我年轻时领略过一种高尚的情操,至今不能忘掉,这是我的烦恼”,我相信类似的经历是促使很多人选择走上公益之路的最大原因。

可以说,公益对这个国家来说最为重要的贡献,不是它解决了多少社会问题,带来了多少社会资源,而就是这些元公益的精神本身,以及由此生发出的行动,改变了中国的公共生活,树立了迄今都难以撼动的公共生活伦理。

2008年之前,中国的公益慈善都是零散、局部和小圈子的活动。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刚从十年动乱中走出来,中国曾有一段时间百业凋敝、思想封闭,个体和个体之间缺乏信任。在这种境况下,公共生活自然也是缺失的,为维系公共生活所必需的社会资本也并不充足。所谓公益慈善,大多是些零星、局部、个人化的公益慈善活动。

那时的社会大众对于公益人的印象则是: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

人们熟知的几位公益人的形象,像生前倾家荡产捐助过200多位贫困学子的歌手丛飞;或是把一袋垃圾扔到高官们开会的会议桌上提醒他们关注环保问题的梁从诫;又或是在可可西里为保护藏羚羊而死于盗猎分子枪下的索南达杰。他们虽然走进了公共视野,但对这个社会的公共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说到这些公益人的榜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值得钦佩但没人愿意效仿。也就是说,这些人的精神高度,是普通人认为自己难以企及的。公益人所秉持的理念也并未成为公共伦理。

90年代最开始的有组织的公益活动和两个人有关,一个是“自然之友”的创办者梁从诫,一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前者创办的“自然之友”是国内第一家得以注册的公益NGO;而后者则率团出席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让我们在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上千家妇女组织的时候,也意识到发展社会组织、包括公益性质的社会组织的重要性。

从此以后,公益,特别是民间公益的组织化进程加速了。

全国各地的公益慈善机构从无到有,不断壮大,渐渐形成了公益慈善自身的很多专业性特质,也带动了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进入公共生活领域。

中国有组织民间公益的发展

从汶川归来后,我受一位中大领导的邀请,加入了中山大学中国南方公益研究院,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背景,跨专业开始了公益慈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我有幸赶上了中国公益的“黄金十年”,即2008-2018年。

在这十年间,公益事业本身得到了长足发展,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公共生活领域。组织化的公益行动日渐替代了原本个人化的公益行动,塑造或改变了中国人的公共生活,并在实践中积累了无以计数的社会资本,甚至还极大提高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现代文明水准。

如果说,从90年代到2008年之间的中国公益,还各方面深受国外发展成熟的公益慈善事业的影响的话,那么2008年的汶川地震之后的救援和重建活动,则完全激发出了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不同的社会成员,因共同的信念或利益结成组织,逐步建构了一个“公共生活”的场域,很多中国人生平第一次,有机会参与“公共生活”。

比如处在污染工厂附近的居民,为了自己和孩子的健康,不得不组织起来进行“邻避运动”,必要时还要参与集体诉讼才能保护生活环境;

城市中的贫民如果没有医保,以往生了大病就只能等死,现在有许多组织伸出援手;

志愿者们长达数十年的支教活动,不但改变了许多乡村儿童的命运,而且“多建一所学校,少建一所监狱”,教育公益对于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善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至于留守儿童、乙肝病毒携带者……这些社会弱势群体,也能够通过媒体得到多数人的关注。一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态度和做法,往往最能够体现这个社会的文明水准。而据此标准,“黄金十年”的中国无疑是走在进步的道路上。

由于中国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堪称百花齐放。

其中服务型的公益组织所面向的,基本都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灾害救援、罕见病救治、助老、支教、留守儿童;

而倡导型的公益组织在反乙肝歧视、反性别歧视、环境保护、动物保护等方面开始发力;

也有的公益组织两种功能都具备,如社区治理、乡村活化等等。

同时,在社会组织多元化发展的过程中,上游进行资金筹集和资源聚合的基金会,下游进行具体实践的服务类组织,以及面向公众和媒体的倡导类的社会组织,它们也逐渐形成了有效运作的行业链条。

有意思的是,这些有组织的公益事业的发起者,其实没有几个是有专业背景的,多是从其他领域跨界而来。

2011年我主持网易公益领袖峰会的时候,结果发现当年的7个获奖者中有4个是记者,1个是律师,1个是大学教授,有“专业背景”的公益领袖只有一位。

他们所从事的公益项目,从免费午餐到乡村儿童阅读,和他们的本业毫无关系。驱动这些行业精英跨界参与到公益事业的,是来自内心里对公正的渴望和改变世界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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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5日,汶川县映秀镇,当地灾民在空地上等待救援

公益的内在驱动力

事实上,很多公益机构在2008年前就存在,但一直没什么存在感。在2008年后它们才走上前台,走入公众视野。

这些公益组织在被公众所发现的同时,也发现了彼此,并形成了有效的链接。“公益圈”,也由此成型。

公益的组织化发展,效应是显著的。

从中国的公益捐赠数量来看,2007年的全社会公益捐赠在500亿左右,2008年则猛增到1000亿以上,此后渐次增长到2020年的1600亿。

从社会组织的数量来看,从1988年到2008年的二十年间,中国社会组织的数量从0.44万家增长到了41.4万家;而从2008年到2018年这十年间,中国社会组织的数量则猛增到80万家,到2022年则达到了90万家。

而普通人参与公益活动更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截至2020年底,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中汇集的注册志愿者达到了1.9亿人。

更重要的是,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直接目标是为了解决某些社会问题。公共生活越发达,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就越大。人们因此结成了各种社会组织,并且作为平等的成员在其中发表意见、选举领导、决定集体事务。他们关爱弱者,尊重他人,同时,一些被帮助者也接力走上公益之路。

这些都可以被视为,在传统社会的社会资本,随着传统的隐去而逐渐断裂消失之后,具有现代性的社会资本在中国社会内部正在不断生长和聚集。要知道,一个社会如果积累到足够的社会资本,那么这个社会的面貌就会出现明显的改善。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事件受到严惩,公民财产权利受到法律认可与尊重。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是由这个社会最光鲜的那群人体现出来的,而是由这个社会的最短板体现出来的:弱势群体得到了尊重和照顾,并且形成了体系和理所当然的观念;人们对公平公正、社会公共利益有着强烈的向往,并能够在制度内实现,这些才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直接体现。

而在公益的黄金十年里,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得到了肉眼可见的提升,这不能不让为之奋斗的公益人心怀自豪。

另一方面,为了实现上述公共利益,人们必须要走出自己的私域,而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公共生活,并由这些公益精神而建构起了不成文但有约束力的中国式公共生活伦理。这些都是建构社会自身能力的重要社会资本。

社会自身出于内驱力的发展,必然会向外推动服务型政府和商业向善的发展。而务实、开放的政府,充满创新精神和市场活力的企业,都为中国公益事业的成长注入了新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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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25日,重庆缙云山山火消防现场,志愿者夜以继日支援物资配送工作,接续山路供应线

政府对公益事业的支持

2016年,是这黄金十年的一个高峰年,无论在社会公益捐赠的数量,还是社会公益组织的发展上,都创了新的记录。

也是在这一年,《慈善法》出台。

事实上,这十年间公益的发展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在过去几年中,中央层面一直积极推动《慈善法》以及相关公益慈善法规的完善,《慈善法》的立法过程也颇有特色。我们今天讲的“开门立法”,就是指这个过程。

《慈善法》之所以被叫作“开门立法”,是因为在立法的文本创制环节,人大法工委主动将内容的创制权交给了来自全国的六个课题组,其成员包括社会组织的领导人、高校学者、律师等一线工作团队。六个小组都提交了自己起草的法律文本,在这个基础上经过充分的意见交锋,最终达成了我们看到的这个取得了当年最大共识的法律文本。

《慈善法》及其配套法规政策的出台,塑造了慈善领域的基本运营规则,让包括捐赠、使用、组织运作、宣传倡导等公益慈善行为都有法可依。

另一部影响重大的全国性法律法规,也在2016年付诸实施。按照《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民政部门将通过查验慈善组织的登记证书和公开募捐资格证书等措施,来保证互联网募捐平台募捐的真实性。

2016年8月22日,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对首批13家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遴选结果进行公示。这对于推进中国互联网公益事业的规范化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以往中国公益捐赠的格局,都是以企业为主,企业捐赠占到全国捐赠总量的70%左右,只有20%来自个人捐赠,但在互联网公益捐赠平台落地后,去中心化、更加便捷的公众小额捐赠,将会借助互联网平台迎来春天。

确实,2015年开始的“99公益日”捐款额为1.28亿元,205万人次参与,到了2016年互联网募捐获得国家法律认可和落地之后,这两个数字猛增到3.05亿元和677万人次。

当更多的普通人参与公益捐赠,事实上已经改变了中国的公益捐赠格局。

至于地方政府层面,各个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出于治理的需求,对公益组织和公益项目也展现出了更多热情。

在汶川和雅安地震后,大型公益组织的团队几乎每到一个地方,当地政府领导都会找他们坐下来认真探讨—社会力量能够在灾区重建的过程中做点什么?

而像麦田这些教育类公益项目,更是找到了和当地团委共建的成熟模式。

还有一种模式是在深圳出现的。一个来自金融行业的企业基金会,长期关注儿童脊柱侧弯的问题,在一个城市里做了很多年,终于引起政府的重视,最终将儿童脊柱侧弯问题的解决纳入政府本身的规划。然后这个基金会又以同样的议题,开始转战下一个城市。

公益组织发现问题、并和政府一起解决问题,由此形成了良好的伙伴关系。这应该被视为公益进入治理的榜样型模式。

在治理过程中,公益组织不仅是支持性力量,甚至可以直接进行社会治理。

汶川震后,有一次我去龙门宝山矿区,这里的情况比较特殊,受灾的人群并非农民,而是原来铜矿里的矿工。地震将他们原来的房屋震毁,大家被迫生活在移动板房里,他们没有地种,无人管理,也无处可去。等解放军撤出灾区后,他们连最基本的生活物资、包括用水都成了问题。

这时候公益人老陌带团队进入了社区,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帮助居民进行社区重建。

他们通过另外一个基金会,从佛山引入了一套净水设备,并且以净水设备的维护、居民取水的管理为突破口,召开社区居民大会,引导他们学会如何管理社区事务、选举合适的人到合适的岗位,如何发表意见及监督等等。让这个几乎全面溃败的社区,重生了自治的能力。

这些社区重建类的公益实践证明,中国人还是很适合参与公共生活的,他们乐于服从自己所制定的规则。

当然,在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的同时,公益组织所遇到的法律规制方面的问题也不少。

在注册登记环节的门槛过高、在监督执行的环节比企业更加严格、在工资待遇方面明显偏低……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公益慈善组织的发展。

即使经过公益黄金十年,中国的社会组织已经达到了90万家,但其中的公益慈善组织的数量仅仅在11260家,包括8000多家基金会。其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仅仅2459家。

而这90多万家社会组织的经济规模,也仅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一个零头,不到2%;

其中大多数慈善组织如基金会,规模极小,工作人员的数量多在个位数,已备案慈善信托截至2022年初超过700单,财产总规模刚刚超过36亿元。

规模小、数量少、经费缺,成为慈善组织乃至于社会组织难以承担更大社会责任的客观因素。

企业如何做到商业向善

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虽然中国的社会组织自身经济规模较小,但其背后的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却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世界经济排名第7而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体。而世界其他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历史则表明,当一国经济成长到一定程度(发达经济体)的时候,政府会转向服务型政府,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而社会也将走向福利社会。

2008年之后,很多商业企业也保持着极大的热情试图进入公益领域。

企业的社会责任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企业对消费者的责任,企业对员工的责任,以及企业对社会的责任。但那时候还不流行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词。即使有少数企业对此有所了解,也大多停留在对消费者的责任(不制假贩假),以及对员工的责任(如保障工人权利的SA8000条款)等初级阶段。

但在灾害频发的那几年,许多企业家不用别人教育,自动就开始承担起了对陌生人的社会责任,直接达到战略慈善的水平。他们不但慷慨解囊,捐资巨万给到灾区;也想要真正参与到灾区的重建中去。

2013年雅安地震中,有一些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重建的房屋,再次在地震中被损毁。于是作为地产业龙头的万科,就带头引入台湾设计师设计的轻钢结构防震房屋,向农民推广,并且主动承担了部分费用。企业家还亲自到工地上帮着抬钢梁,以示对项目的支持。

和国外相比,中国企业进入公益领域的一个重大难题,是税收激励不够。

国际上公益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类:政府购买和社会捐赠。在中国,政府购买的规模虽然比以往扩大了很多,但仍远远不够。至于社会捐赠方面,在历史上,欧美企业的捐赠慈善事业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企业的税费减免上。但中国的慈善捐赠在过度依赖企业捐赠的同时,却对企业捐赠没有多少税收优惠。甚至有企业家捐出数十亿股权时却被要求缴纳十几亿的税费,导致捐赠无法实现。

不过,尽管面临着税收激励方面的问题,在这十年间,中国社会的捐赠总额还是常年维持在1600亿左右,其中来自企业的捐赠占到了80%以上。

而对比中国顶尖富豪的捐赠占个人收入比例,也超过了同期美国富豪的捐赠收入比。

美国人常常自诩是世界上最慷慨的民族,但实际上,面临着更复杂外部环境的中国企业家在这一点上并不比美国人差,甚至还略有胜出。

特别是在公益的黄金十年最后几年间,许多大型商业企业开始进入到公益领域。阿里的公益项目被戏称为“可以在支付宝上种树”,就是移动支付在进入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同时,也植入了“公益元素”;

腾讯更是直接进入筹款环节,通过“99公益日”动员起一年比一年多的企业和人群,为大大小小的公益项目筹集更多资源;

公益再也不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行为,而公益人也不再是那种“令人钦佩却无人愿意效仿”的对象。

公益理念和行动,成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走出去的中国公益

中国公益慈善和国际社会的联系,一直是非常密切的。除了那些大型基金会之外,许多国外的小慈善机构、甚至个人,也参与了中国公益事业的进程。

在上世纪90年代末,在广东各地还有大大小小100多个“麻风村”,居住了很多已不具备传染性的麻风病康复者,他们在社会上备受歧视,因此在远郊之地,聚落而居。

当时服务于麻风病康复老人的公益组织,有两个令我印象深刻。

一个是由陈志强主理的“汉达”,在几年内动员了上万名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照顾病残老人的公益活动;

另一位就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日本青年原田僚太郎,他成立了“家工作营”,和他的中国妻子一起组织年轻人去照顾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麻风病康复者。

在国际公益组织“走进来”的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外溢,中国公益人的声音也逐渐扩展到了国际社会。

2015年尼泊尔发生8.1级大地震,中国二十几个机构在第一时间去往尼泊尔,并形成了救灾共同体,一如大家几年前在汶川地震后所做的那样。

中国公益组织以在尼泊尔地震后反应最快、援助最及时、成效最大,而被国际社会和媒体广泛认可。这也是中国公益组织走出去的高光时刻。

此外,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公益事业也密切相关。

在2008年前,保护野生动物和反盗猎就一直是中国公益界值得骄傲的领域,也有不少人为此付出了生命。而在遥远的非洲,在中国人的名声被那些进行象牙交易的中国人败坏了的时候,有一群退伍军人组成了反盗猎队,远赴非洲去保护那里的大象。让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保护大象、反对杀戮的。

中国国家形象和大象的缘分还在持续。

2021年疫情期间,对中国的软实力起效最大、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最有帮助的一件事,居然不是中国抗疫的阶段性成功,而是在云南大象迁徙的过程中,各个地方政府一路保护这些大象,开通道路、供给食物,最后引导这些大象回到了合适的栖息地。

外媒是这样评价的,美国广播公司援引美联社的文章记录道:“大象得到了最高级别的保护,即使自然栖息地缩小,它们的数量也会稳步增加,(官方)要求农民和其他人在遇到它们时尽量保持克制。”类似的西方媒体报道为数不少,全世界都知道了,经过多年官方和民间的努力,在中国,环保观念、爱护动物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一个致力于公益慈善的中国,不但让自己的社会更和谐,也在国际社会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同时也让中外公益慈善的交流达到了新的高度。

2015年,由中美慈善家共同发起的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成立,致力于打造现代公益慈善管理知识体系。其主体课程中有部分就源自印第安纳大学礼来慈善学院,学生更是分批到哈佛大学、英国、日本等地访学,甚至到发起人家里做客,也带去了中国公益人的声音。

到这几年,更多的大学开设了公益专业,教育部批准设立公益慈善管理本科,说明公益慈善的专业化、公益慈善知识体系的建设进程有了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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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7日,云南普洱,群象在竹山乡的山区活动

公益面临新的挑战

如果公益能够一直保持自己的内驱力,如果理想主义者能够一直胜利,那么公益就依然能够为整个社会公共生活和公共伦理做贡献,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

如果公益组织能起到这种作用,那它们就不再是商业的点缀。

因为只有在平等的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良好的生态链,创造“人人公益”的大环境。

但近年来,公益机构、特别是民间公益组织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最明显的是2019年底疫情暴发后,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虽然表面上繁荣依旧,但其内生动力却已发生变化,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当一项事业遇到无法逾越的障碍和难以战胜的困难时,就特别考验这项事业的内在和外在驱动力是否强大。而当动力无法战胜阻碍时,这项事业虽然还在发展进步,但在某种程度上就会表现出停滞、迷失,甚至内卷。

2020年疫情暴发初期,全国各地的公益组织像在汶川地震时一样,想着能够为抗击疫情出把力。那时一度也形成了公益机构大联合的局面,多家公益组织在一起共享信息,输送抗疫物资。而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也躬身入局。

实际上,第一架包机援助武汉的物资就是由复兴公司提供的。2020年5月,我在协调抗疫物资时认识了一位上市公司的老总,当我说到抗疫前线的需求时,他主动提出以成本价提供600台台式呼吸机,由几个大型基金会协调,给到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市的前线,这为当时急需要呼吸机、制氧机而不可得的前线医院解了燃眉之急,而这家公司在此次销售中几乎是一分钱也没有挣。

据《2020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统计,2020年中国共接受境内外慈善捐赠达到了创纪录的2253.13亿元。

面对大灾,中国人的慷慨和热情再次被激发出来。

但随着疫情的长期化,社会资源互通遇到障碍,中国的公共生活领域在“因疫情隔离”的大背景下也遭受到了极大冲击。公益领域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一是疫情的持续对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造成了困难,让企业不得不更多地关注自身的生存问题,拿不出更多的资源投入公益慈善领域。有些企业更是直接因疫情及封控而倒闭,更多的人关注自己怎么活下来。公益领域的资源来源,出现了很多问题。

二是疫情对中国人新生的公共生活和社会心理带来冲击。一度习惯了开放、流动和公共生活的中国人,不得不在疫情封控下退回到自己的小家庭中去,甚至退回到宅男宅女的状态。一些急需社会化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如需要融入社会才能更好地生存的自闭症儿童,面临着社会化资源前所未有的短缺。

三是疫情也导致了公益机构本身的困难。像一些城市里以家政女工为关怀对象的公益空间,在疫情冲击和街道封控下无法存续,最后解体;一些自闭症关爱机构的关门,让自闭症孩子的家长不得不把孩子送到养老院去,提前结束了自己的孩子社会化的进程。在一个社会最需要公益组织的时候,公益组织自己,却面临极大的生存困境。

按照公益人自己的说法是:“每年盼着新一年好转有起色,结果是一年比一年难。”

而更重要的后果,还不止于公益行业本身。因为公益是社会各阶层和谐的关键纽带。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在一个社会中,仇官、仇外、仇富,这些偏激声音背后的形成逻辑其实是互通的,而公益倡导机构的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引领相关的社会议题走向正确的舆论导向。

面对“公益圈”自身问题

除了经济下滑和疫情封控所带来的外在困难外,实际上一些在公益界长期存在,并在危机之下被放大的圈内问题,也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

这些危及公益内驱力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公信力危机,小圈子文化,提前功利化,发展前景不明。

公信力问题从始至终一直困扰着公益界大大小小的机构。

在公益黄金十年的初期,整个公益圈就爆发过公信力危机。这一危机是在2011年由一个叫郭美美的女性引发的。她在微博晒图炫富时宣称自己是中国商业红十字会总经理,这条微博让郭美美、玛莎拉蒂汽车、中国红十字会都被推到风口浪尖。

红十字会费尽气力说明自己和商红会无关,却难以平息网友的质疑。其结果就是,此后的雅安地震中,红十字会等官办慈善组织得到的捐赠与民间公益组织相比,出现了倒挂。

在2020年武汉疫情中,湖北省红十字会出现了物资发放不力的情况,积压了数十天的抗疫物资被专业的物流公司在一天之内就发放完毕,人们对其专业能力的质疑再次凸显。

为解决公益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危机,提高组织财务透明度,引入媒体监督甚至“公益真探”等做法一度风行。

但长久的疑问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消除的。而如果无法取得公众的信任,公益组织的能力和作为就无从谈起。

所谓小圈子化,指的是公益圈自己形成了一个小江湖。

从最初“捐钱捐物”的简单慈善行为,到后来整个行业的专业性不断提升,为公益圈设置了专业等门槛。但和其他圈层一样,权力和影响力的快速增长也让公益圈出现和暴露了很多问题。

如新兴的水滴筹等互联网商业筹款项目出现问题、冰桶挑战后罕见病组织被其他组织集体控诉、公益人个人行为受到攻击等等。

围绕着公益属性的一系列争论,表明公益领域在认知上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和分裂。

此时的公益圈越来越像是一个江湖:大佬权威固化、资源向大机构集中,公益组织之间形成马太效应,内部认知割裂,观念争执演化为派别之争。

所以近年来公益界的有识之士都谈到,公益需要整合,更需要出圈,以超脱内部的小圈子意识。从跨界到专业再到出圈,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行业发展进程。

再次,这个行业内中坚力量的公益人的未来发展前景如何,还很模糊,也就无法留住最优秀的人才。

公益人工资水平低,一直是一个问题,但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有时我就会被问道:对于职业公益人的顶流—基金会秘书长群体来说,他们以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在企业里职业经理人的发展方向是很清晰的,但在公益行业,秘书长作为这个行业的“职业经理人”,却无法指望通过公益组织或行业的发展而实现更大的目标。因为公益机构本身是很小的,一个基金会几个人、十几个人的配置都很常见;而公益行业也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培养出很多巨大规模的机构。无法建立起对一个行业的未来的信心,行业内的精英迟早会流失。

最后,提前功利化,则意味着公益圈的理想主义气质开始褪色。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只学会了妥协而忘记了战斗。

实际上,没有政府和法律的回应,理想主义是很难取得成果的。

像很多公益人和项目,疫情一来,就还是回到原来政府管制的老路上去,而且老百姓还非常配合,都选择在妥协中求生存。

再有,网络暴力一来,马上噤声,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战斗,就结束了战斗。

公益圈也陷入琐屑的议题争论中,并未建构起这个社会自我管理所需要的社会资本。如此一来,逐渐从理想主义的公益,变成了功利主义的公益。

在这个不断妥协而不是勇于进步的过程中,随着不断地给自己划定更小的圈子,公益的内在驱动力终于耗竭了—这更像是公益版本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失败。

以上四点,都在削弱公益组织的内驱力。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公益组织的内驱力不足的情况,其实都与公益组织的社会化程度不够有关。即能扎根在民众和社区、真正满足社会成员需求,提供不可或缺的价值方面的公益组织,数量既少,做的也还远远不够,导致“初心和贡献—社会支持—更坚定的初心和更多贡献—更大的社会支持”这样一个健康闭环没有出现。

十年之后,公益的外部驱动力

不过,即便公益行业内部存在着内驱力下降等种种问题,但公正地说,这仍是一个新兴行业难以避免的问题。

现在,这个行业也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就在公益的内驱力被大量消耗、遭遇到疫情带来的外部困境的同时,公益慈善事业获得了国家和政府的巨大的外驱力的支持,有望通过重构发展逻辑、加入国家发展战略而走得更远。

其实公益事业的外驱力一直都存在。作为社会问题引领型的公益发展路径,公益圈的重点一直是跟随着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的变化而变化。

2008年之后的几年,中国遭遇了频发的自然灾害,2013年雅安地震、2015年甘肃岷章地震。这导致许多公益组织集中到救灾领域。像壹基金原本是做自闭症儿童项目的,这几年都是以救灾援建为主。以社会问题为引领的外部驱动,会通过激发公益的内生动力来起作用。

在近年来大获成功的扶贫攻坚战,是党和国家的既定政策。公益组织在助力党和政府消除中国社会中的绝对贫困现象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也是在党的领导下,政府和民间社会全力合作的一个典范。

2022年,在国家主导的扶贫工作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党和政府又提出了“乡村振兴”。和扶贫事业一样,乡村振兴也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可和热情参与。腾讯、阿里等民营企业、国家电网、中国石油等国有企业,都为此进行了巨大的投入,可望新一轮乡村建设热潮即将兴起。

在这个国家向社会福利和公益慈善领域投入更多资源的时代,作为公益人,更重要的就是要重新理解由外驱力而推动的公益慈善事业的新逻辑。不能理解这个逻辑,就无法在新的时代发挥应有的作用。

因此,无论是“国家队”,还是民间公益组织,都要变革自身,因应时代的需要。在许多公益领域,特别是乡村的情况复杂,问题多元,需要的恰恰是小而美的公益。在这个领域,民间公益组织有望发挥自己独特的更细致更切实的作用。

当然,前提是必须要找回自己理想主义的初心,重新建构公益事业至关重要的内驱力。

让中国人的生活更文明

走过“黄金十年”的中国公益事业,正在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随着国家对社会福利领域的重视和投入,每一个公益人都能够感受到,由巨大外力驱动的公益大时代来临了。

而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是会怀念那些“小而美”的公益事业,怀念那几个在震后的村子里领着灾民跑步的十八九岁的大学生;怀念用十年青春照顾中国麻风病康复者的原田夫妇;怀念在调查苹果代工厂污染事件时被保安追着逃跑的女摄影师。

因为那里有原初的、真正的公益精神。

回顾中国公益的“黄金十年”,其最可宝贵的地方,不是有多少公益组织应运而生,而在于这些组织的生成,主要来自内生动力,正是凭借着源自心底的内在动力,原本缺乏公共生活的中国社会建构起了从未有过的现代公共生活体系,以及对公共生活的评价体系。这些公益行动带来的公共生活,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弱者知道尊严所系,强者知道如何谦卑行事。一句话,公益让中国人的生活变得更文明。


但在国内国际环境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公益内驱力如何才能重建并发扬呢?只能说,正是在灾难和危机来临时,理想主义者的价值才更会凸显。

那些公益精神的内核,如平等、尊重、公正、自我牺牲,就深藏于每一个普通人的内心深处,等待着被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同情和热爱激发出来,并使我们成为真正的自己。

在这个意义上,“黄金十年”最大的成果,也不是有多少实践成效,而是让这个国家真正出现了一些“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去引领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

在最好的时代,他们推动公益事业的成长,也推动社会其他阶层躬身入局;在遇到困难的时代,他们总是心怀光明、低调做事,默默地为理想付出。公益于他们而言,已不仅是一种“高贵的烦恼”,更是一种终身难以痊愈的“疾病”。